位于山西临汾洪洞县的广胜寺，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（公元147年），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元朝中期，民间画工在广胜寺下寺大雄宝殿的东山墙上创作了壁画《药师佛佛会图》。这一长15.1米、高7.52米的壁画珍品，是晋南寺观壁画的代表作，堪称唐宋之后传统寺观壁画的又一座丰碑。
广胜寺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摹展现场。光明日报记者 张帆摄/光明图片
1928年，广胜寺破败不堪，寺僧为筹钱修寺，无奈将壁画出售给古董商，瑰宝从此漂泊海外，后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。近百年后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项目团队，在两年时间内四度赴美，按原尺寸将《药师佛佛会图》一笔一画临摹回了北京。
目前，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承办的“摹壁寻古 丹青致远——广胜寺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及中国古代壁画传摹展”正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。展览不仅让古老壁画重新走进今天的文化现场，也让人们认识到“研究性临摹”的价值与意义。
2024年3月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团队来到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他们站在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前，被这幅壁画巨制深深震撼。但因其材质敏感，轻易移动会造成开裂、颜料脱落等损伤，这件壁画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视为常设固定展陈，很难通过借展等方式回到国内跟观众见面。
“这件壁画的文化根脉在中国。”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院院长张见说。2024年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启动《药师佛佛会图》研究临摹项目，这是“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临摹与推广项目”的海外延伸部分。此后两年间，张见带领团队四次赴美，在原作前一笔一画展开高精度测绘、校色与临摹。
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在揭取时被分割成约274块尺寸不等的矩形画面，最小的约30厘米×40厘米，最大的约60厘米×70厘米。由于修复人员对画面理解的偏差或误读，这些被分割的壁画在海外被重新拼接修复时，发生了局部修复错位等问题，不仅损害了作品的原貌，还影响到人们对作品主题和绘制意图的理解。比如，壁画主尊药师佛的头部和身体之间，有大约5厘米的缝隙。修复师在拼接时，将药师佛脖颈右边的一条线与衣领线相连，左边则将衣领外轮廓线误读为内部结构线。结果，佛首向右肩偏移，改变了原始造型。
“我们在临摹过程中，不仅对《药师佛佛会图》的艺术风格、历史背景以及宗教寓意进行了剖析，还试图通过线稿整理与虚拟修复、文献查阅与空间比照，揭示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在过去修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造型偏差与误读，确定此壁画在广胜寺的正确空间关系。”张见说。
项目组主要成员、画家韩茂远对临摹过程中的挑战记忆犹新。“比如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厅光线微弱，前期的数据采集与色彩管理工作难度极大。因为真正困难的不是把颜色记录下来，而是如何建立一套相对稳定、可靠的色彩转换标准。”韩茂远说。
为此，临摹团队在现场进行数据采集时，使用1亿像素的高精度相机进行拍摄，针对壁画不同区域和色相制作多组色彩实验板及高清原大打印稿，结合不同材质与输出方式反复比对、校色，在“原壁—数字图像—打印稿—实验板”之间循环校正，尽可能降低各环节造成的色彩偏差。“只有以完整、准确的数据为依据，并建立严格的色彩管理体系，才能最大限度还原原作当前的视觉状态。”韩茂远说。
壁画底下那层“泥”——地仗层，也是一大挑战。
由于曾被揭取、分割、迁移、拼接和多次修复，今天人们看到的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壁画表面，实际上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地仗：一部分是原壁画本体，另一部分是后期拼接和修复过程中形成的填充物。二者在材料、质感、表面肌理甚至吸水性上，都存在明显差异。
韩茂远介绍，最初项目团队考虑参照广胜寺下寺大殿北壁残留的壁画遗存来制作《药师佛佛会图》的地仗层，但当团队拿着在北壁现场临摹的实验板与《药师佛佛会图》原作对照时，却发现二者质感完全不同。
秉承“现状临摹”的理念，画家们决定既呈现原壁本体的地仗质感，也把后期拼接、修复填充所形成的差异保留下来。“这些都是时间留下的皱纹，是壁画近百年漂泊过程的证明。”张见指着展厅的临摹作品说，“现状临摹”要求我们少一些主观想象，多一些对实物证据的尊重；少一些“替古人补画”的冲动，多一些对历史信息的保留。
本次所展摹本的绘制用时两年。尽管原作仍在海外，但壁画所承载的历史、技法以及一个时代的审美与记忆，借助临摹重新进入了当代文化现场。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看来，对中国古代壁画而言，临摹不仅是图像摹写，也是研究方法、知识生产和价值阐释的重要环节。本次展览不仅是阶段性成果展示，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学术表达，是以当代研究方法激活古代艺术资源，并通过图像的再解读与再传播，助力中华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赓续。
本次展览持续至11月1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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